MET基因检测，你真的做对了吗？

作者：闵

随着越来越多的MET抑制剂上市，MET基因突变的检测也逐步受到病友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关注自己的基因检测报告中是否覆盖MET基因，自己是否携带MET突变。关于MET基因检测还有很多容易混淆的地方，本文就三个最常见的误区逐一分析讨论。

免疫组化（IHC）中c-MET表达阳性

是否可用于指导用药？

免疫组化（IHC）是病理诊断中常用的辅助手段，是一种利用抗原抗体原理将细胞中想检测的目标蛋白染色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病理检验技术。

免疫组化的结果受到抗体型号、试验操作以及镜下判读等因素，尤其在镜下判读时较为依赖病理医生的主观判断，比如不同医生对于同一个样本是否属于染色可能有不同判断，导致结果的强弱表达判断就可能不同。

部分医院病理科的免疫组化中可能会带有c-MET项目，但判读结果略有不同，有些只分阴阳性（-/+），有些则分强弱表达（-/+/++/+++）。很多病友会将免疫组化中c-MET阳性直接与MET基因扩增等价，而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MET检测最易混淆的概念之一。

注意点1：

免疫组化结果与FISH或者NGS结果并不互通

免疫组化（IHC）检测的c-MET表达实际上是蛋白质表达，而通常所说的MET扩增则是指的基因扩增（DNA），两者检测的是两种物质。根据中心法则，DNA通过转录翻译等过程可以调控相应蛋白质的表达量，各位可以将DNA理解成工程图纸，而蛋白质则是根据图纸搭建的产物，产物的多少可以在搭建过程中调节，图纸越多（基因扩增）则相应的产物可能越多，但产物多并不一定是图纸多，也可能是搭建这个步骤重复了很多次，从这个原理可以知道免疫组化（IHC）结果中的c-MET阳性并不直接等于MET基因扩增。

在TATTON研究中，EGFR-TKI耐药后发生MET蛋白过表达（≥50%肿瘤细胞3+）的患者中有80%同时检测到MET基因扩增（MET GCN≥5或MET/CEP7≥2）。另一项纳入181例未经靶向治疗的肺腺癌患者的研究[1]，显示MET蛋白过表达（IHC H评分≥200）患者中仅1%存在MET基因扩增。

可以看到不同研究中免疫组化IHC与FISH或NGS的一致性差异较大，缺乏基本的稳定性，这正是由于MET蛋白过表达可能经多种原因造成，它与MET基因扩增的相关性需要更多研究来进一步探索。IHC结果+++的患者也许MET扩增阳性的比例高一些，若无其他更好方案时，可考虑尝试MET抑制剂。

注意点2：

免疫组化检测标准未固定

MET蛋白过表达检测方法

MET蛋白过表达检测方法为IHC，利用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通过化学反应使标记抗体的显色剂(荧光素、酶、金属离子、同位素等)显色来确定组织细胞内抗原(多肽和蛋白质)，对其进行定位、定性及相对定量的方法。目前国内外检测MET的抗体已有多个获得国产医疗器械产品(备案)，涉及多个克隆号，不同抗体的染色性能存在差异，尚没有统一的判读标准。

目前临床研究的判读标准结合了相关抗体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强度和百分比。TATTON和SAVANNAH研究中入组了MET IHC ≥50%肿瘤细胞强染色 (3+) 的患者，所用抗体克隆号为SP44；INSIGHT研究也入组了≥50%肿瘤细胞强染色 (3+) 或中等染色 (2+) 的患者，所用抗体克隆号为D1C1；NCT01610336研究也入组了≥50%肿瘤细胞强染色 (3+) 或中等染色(2+) 的患者，所用抗体克隆号为3077。

鉴于当前抗体的多样性以及判读标准尚未统一，进行不同抗体的一致性对比研究十分必要，并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证实MET蛋白过表达的临床价值，进一步明确判读标准和获益阈值。现阶段临床研究中，建议IHC检测结果应至少包括所使用的抗体信息、肿瘤细胞中阳性百分比和染色强度。

——节选自《非小细胞肺MET临床检测中国专家共识》

除了上述注意点，现在市场上c-MET的免疫组化（IHC）检测试剂盒和抗体的标准并不统一，判读方式也多种多样，有些只判读是否表达，有些则会区分强中弱表达。换言之，现阶段c-MET检测抗体和阳性阈值缺乏统一且固定的标准，进一步降低了免疫组化结果中的MET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也许部分3+的患者可以增补一个FISH检测验证。

缺乏统一判读标准带来的结果也可以预见，假如单纯依靠IHC的阳性结果指导用药，则可能将部分实际上并不存在MET扩增的人群纳入，而这部分人群使用MET抑制剂的有效率很低，无形中反而耽误了治疗。

NGS报告中的MET扩增倍数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MET扩增与MET 14跳突是不同的两种突变，二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突变形式上，还体现在结果判读上。MET 14跳突主要根据目标区域内的碱基是否异常判断，要么是异常，要么是正常，基本不存在模棱两可的中间段，而MET扩增则不同，它指的是MET基因自身拷贝数增多，2倍叫扩增，3倍也叫扩增，5。。。都叫扩增，那是否无论扩增多少倍都可以保证有效率？是否存在阈值（Cut-off值）划分，高于此阈值才能判定为扩增阳性？

FISH与NGS技术均可检测MET扩增，两者的结果表述方式有所不同，FISH检测通常采用MET/CEP7比值与GCN，而NGS则使用GCN数值为结果。

在不同的研究中会采用不同的技术检测MET扩增，部分研究同时采用两种技术，然而困扰的是不同研究的阈值划分也有所不同，如下图所示。

不同药物的研究所划分的阈值均有所不同，并且扩增倍数越高，MET抑制剂的有效率也就越高，疗效也更好。

不仅如此，当使用NGS技术检测时，使用组织与血液样本检测得到的MET扩增GCN倍数Cut-Off值划分也有所区别。

Camidge R等及Wolf J等在2020年基于FoudationONE CDX panel将组织样本的GCN≥6定为MET扩增阳性的Cut-Off值；2021年的ASCO会议上，Xiuning Le等则采用Guardant 360 panel并将GCN≥2.5为血液样本中MET扩增阳性的Cut-Off值。

然而实际中大多数检测公司并未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大多数公司在GCN＞2便会在结果中报告MET扩增，甚至有些公司只要GCN＞1就报，这也是导致很多患者根据检测结果使用MET抑制剂后结果并不理想的原因。

骨转移的患者一定携带MET突变？

在病友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发生骨转的病人基本都携带MET，可以放心大胆使用诸如卡马替尼（INC280）等MET抑制剂，一定可以起效”，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根据卡马替尼（INC280）的GEOMETRY mono-1研究的日本队列[2]，共纳入45例MET扩增或者MET 14跳突的患者，入组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如下，可以看到骨转移患者有17名，脑转移患者9例。

通过这组数据可以发现携带有MET突变的人群仅部分存在骨转移，因此MET突变的患者并不一定有骨转移，那么反过来，骨转移的病人是否一定携带MET突变呢？

2016年307医院王红等[3]发表了一篇关于骨转移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基因状态分析，仅纳入其医院2013年-2014年期间确诊的8名骨转移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基因检测采用NGS技术，Panel覆盖438个基因，测序仪使用Hiseq 2000_ PE75（这段意味着该研究的检测能力并不弱于第三方基因检测所，不存在检测技术影响）。

结果如下，各位熟悉的EGFR基因突变在2、3、5、6、7、8号患者的样本中检测到，有些甚至携带多个EGFR突变位点，总共检测到18次EGFR突变，HER2基因在除了5号外的其余患者样本中均有检出，共检测到20次，除此以外还检测到PDGFA、NTRK、ATM、P53等等肿瘤相关基因，然而8例样本中无一人检测到MET扩增或者MET 14跳突。

而在2012年的另一项研究中采用骨转移病人的肿瘤细胞系做了小鼠研究，采用微阵列技术分析培养出的肿瘤组织的基因特征，也未发现MET相关基因突变。诚然这两项研究的样本量偏小，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肺癌骨转移患者也并不一定携带MET突变。

综合以上两部分内容，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结论，MET突变并不意味着一定有骨转移，同样的，骨转移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患者携带MET突变，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再进一步推导，既然骨转移患者不一定携带MET突变，那么盲目使用MET抑制剂当然就不一定有效。

总结

由于MET基因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总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少，约5%上下，大部分患者对此突变都比较陌生，会有一种神秘感，一些误区或者流言就以这种形式在患者中传播并被误以为真。

通过上文，希望各位能够认识到：

• 由于现在技术与标准的不足，免疫组化中的MET蛋白表达结果并不能直接与MET扩增状态挂钩，即现阶段的免疫组化结果并不能指导MET抑制剂的使用；
• MET抑制剂的有效率与MET扩增高低有关，但目前缺乏统一规范的cut-off将扩增高低划分，对于NGS检测中的MET扩增倍数结果更需谨慎，数值越高则对用药指导意义更大；
• 携带MET基因突变并不意味着骨转，而有骨转也并非一定存在MET基因突变，因此不要一见到出现骨转就盲试MET抑制剂，有不小的概率会无效。
  
  

参考文献

[1]Guo R, Berry L D, Aisner D L, et al. MET IHC is a poor screen for MET amplification or MET exon 14 mutations in lung adenocarcinomas: data from a tri-institutional cohort of the lung cancer mutation consortium[J].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2019, 14(9): 1666-1671.

[2]Seto Takashi et al. Capmatinib in Japanese patients with MET exon 14 skipping–mutated or MET‐amplified advanced NSCLC: GEOMETRY mono‐1 study[J]. Cancer Science, 2021, 112(4) : 1556-1566

[3]Kun Zhang et al. Screening of gene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bone metasta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Therapeutics, 2016, 12(7) : 18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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